'西方的冲击'的隐喻暗示着一个清晰感觉到的对象冲击一种无活力的材料的意象。

二是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，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、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。要进一步总结完善，无论开展什么活动，都要做到开卷有益，与时俱进。

教育人们服务社会，推动社会发展。历史上尊孔、反孔、贬孔的很多，政变很多，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了，对孔子精华思想形成了一致的共识。孔子研究院地处孔子家乡，具有其他机构无可比拟的优势，要潜心钻研，在儒学研究上、国际交流这些可做的工作中发挥作用。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，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。如孝的观念，孝是应该的，现在如何孝，如何体现？在现在社会忠孝节义、仁义礼智怎么体现？中华民族创造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，中华民族也一定能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。

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上坐坐的《论新阶段》政治报告中，指出：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。对传统文化造成双重影响，文革、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、资产阶段腐朽的东西，以至于很多社会现象让人感慨：人心不古。……或曰：‘有性善，有性不善。

（均见《尚书引义·太甲二》[28]） 这是非常深刻的思想，为进一步揭示生活情感的本源意义开辟了道路。[46] 蒙培元：《情感与理性》，北京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310页。（《孟子·告子上》[15]） 孟子以山之性譬喻人之情，明显地是性、情同用：不仅情即是性，而且兼指情感（人情）和情实（事情）。[26] 苏轼：《苏轼文集》，卷二，第60页。

《论恻隐与同情》，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》2007年第3期。而主要倾向则认为性善、情恶。

其中的贪性也就是情，故而他主张辍其情以应天。所以我曾说过，如果将整个儒学史上的情感观念综合起来，那就是情→性→情的观念架构。就其终极理念而言，情感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，这就是最终实现对万物有深厚同情、与万物痛痒相关的‘万物一体亦即‘自同于大全的境界。不是‘性（理）本体，而是情本体。

…… 今曰‘性善，然则彼皆非与？孟子曰：乃若其情，则可以为善矣，乃所谓‘善也。上引《尚书·周书·康诰》民情大可见，小人难保，其情即兼指人情（人民的情绪）与事情（人民的真实情况），孔安国传：人情大可见，以小人难安。性、命不仅是说人的本质，而且是说万物的本质：人得天命而有人性，物得天命而有物性。[20] 李翱：《复性书》，见《李翱集》，兰州：甘肃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。

二、帝国时代儒学：情感观念的形而下化 中国社会第一次大转型之后，进入帝国时代，儒家的情感观念也发生了转折，即从情→性观念转变为性→情观念。联系上文所引《语丛》礼作于情之说，以及情生于性，礼生于情（《语丛二》）、仁生于人，义生于道（《语丛一》之论，我们可以还原出这样一个观念序列：性→情→人→道→仁→义→礼。

[22] 程颢、程颐：《二程遗书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。情者，性之动也，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本者也。

所以，孔颖达在谈到孔子这段话时指出： 《论语》云：上好礼，则民莫敢不敬。整个帝国时代的儒学，其情感观念的主流基本上都是性→情观念的某种发挥，而最初的鲜明表达见于韩愈的《原性》、尤其是李翱的《复性书》，最成熟的理论形态则是宋明理学，致使后世误解了儒家的情感观念，以为就是性→情观念而已。[55] 这种仁、爱不是上帝之爱，[56] 而是孔子所讲的爱人之爱，孟子所讲的恻隐之心、不忍之心（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）[57]。[45] 黄玉顺、任文利、杨永明主编：《儒学中的情感与理性——蒙培元先生70寿辰学术研讨会》，北京：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，第43-44页。[32] 朱谦之：《无元哲学》、《一个唯情论者的宇宙观及人生观》，见《朱谦之文集》，福州：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。这里只有两种可能：要么《性自命出》的观念本身是自相矛盾的，要么是我们的理解有误。

表面看来，这与《中庸》天命之谓性，率性之谓道没有区别，甚至与后儒的性→情之论也没有本质区别，但实际上问题并非这么简单，因为《性自命出》又讲：喜怒哀悲之气，性也。其实，先秦诸子所谓性也未必是说的后儒性-情对立的人性。

[55] 黄玉顺：《爱，所以在：儒学与笛卡儿哲学的比较》，见《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——生活儒学论集》，北京：光明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。实际上，在人性问题上、情感范畴内，先秦诸子对性与情并没有严格的概念区分（下文对孟子的分析将进一步证明这一点）。

但这样理解似乎也有问题，因为这就意味着情生于性是说：事情出自人性。……情得其平，是为好恶之节，是为依乎天理。

[15]《孟子》：《十三经注疏·孟子注疏》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。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李泽厚的情感本体论。所谓生活感悟指生活情感及生活领悟。在心唤做性，在事唤做理。

上文谈到，从《中庸》还看得出这种转变的痕迹：喜怒哀乐本来是说的情感。不过，阳明心学的性情观念也同样是性→情的架构。

[⑨]《庄子》：王先谦《庄子集解》，《诸子集成》本，北京：中华书局1957年版。夫性者，生理也，日生则日成也。

联系上文关于情兼人情与事情的分析，我们似可得出结论：《性自命出》的情生于性，其情并不是说的人之情，而是说的事之情。总之，孔子所说的情是兼指情感与事情的，即在孔子看来，仁爱的情感是最真切的情实。

他认为情感是人类一切动作的原动力，因此主张把情感教育放在第一位[38]。关于人情，还有其它说法，例如《中庸》： 喜怒哀乐之未发，谓之中。今无此人可見，使我勤劳其心，慱慱然而忧之兮。汉语情字一开始就同时兼有两种用法：情感（人情）。

例如《诗经·桧风·素冠》庶见素冠兮，棘人栾栾兮，劳心慱慱兮孔颖达疏：已幸望得见服既练之素冠兮，用情急于哀戚之人，其形貌栾栾然瘦瘠者兮。[60] 其实，儒家尽管尊重差等之爱的生活情感的实情，但并不认为这是建构制度规范的正义原则。

敬服用情，盖各以其类而应也。随后，戴震更进一步对情、欲加以张扬，矛头直指宋明理学之理，斥之为以理杀人。

夫六经之道，唯其近于人情，是以久传而不废（《诗论》[27]）。这里的用情之情指爱、好、惠的情感